第一辑 毛院有个毛九班
第一辑 毛院有个毛九班
引子： 文学爱好者心里的文学殿堂是圣洁的，然而，当提速的地球将新的世纪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各种浮躁、炒作、拜金、投机取巧，关系勾兑开始像汩汩暗流渗透、肆虐这方圣地，有识之士开始呼吁：救救孩子。然而，回应就像无数影视作品里坏人欺负良家妇女一样：你喊呀，你喊破嗓子看有谁来救你？时间就这样到了2010年的5月10日，毛泽东文学院第九期中青年作家培训班如期开学（简称毛九）。
０１
铿锵三人行
梁瑞郴系湖南省作家协会荣誉主席、毛泽东文学院原院长兼创办人之一，他对我们毛九班是最了解的。刘友善是毛九班班长，常德市鼎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民问题作家，出版长篇小说《黄土朝天》《长满水稻的村庄》《田二要田记》。在本书开篇之前，首先邀请他们两位和我来一个铿锵三人行。
胡：梁院长好，我们是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日开始进入毛院读书，今年是我们九期毕业十周年，十年来，在湖南省作协和您的亲切关怀下，毛九班的学员们走过了相识、相守、相知的过程，从素不相识，到文文相重的华丽转身，您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扬毛九，称之为“毛九文学现象”，请您聊聊这个话题。
梁：毛泽东文学院（学员们昵称毛院）建成于１９９７年。江泽民同志亲自为我院题写院名。全院占地面积３万平方米，整体建筑风格体现了江南园林和湖南民居的特色。建院二十多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毛院团结全省广大作家，利用文学院良好的平台，充分发挥其培训、展览、典藏等功能，成为湖南作家的培训中心、湖南文学的展览中心、湖南现当代文学的资料中心、湖南文学交流的活动中心，一直是湖南乃至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地。
我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思考：文学院已举办十八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八期新疆作家班，八期专题文学研讨班，二期高级研修班，共培训了两千多名学员。对湖南文学生力军的成长起了很好的培养和助推作用，被誉为“文学湘军的摇篮”“湖南文学的‘黄埔军校’”。同时，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建设兵团培养了大批作家。整体来说，每一个班同学之间的感情都非常深厚。通过办班，学员间都建立了联系。但是还没有一个班像毛九班这样，每年都有活动。这个非常不容易，这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这么多班，唯独毛九班能１０年坚持不断地搞了这么多活动，如果说仅仅以文学的名义，难道我们其他的班就不以文学的名义？我认为大家都是以文学的名义聚在一起。毛院办这个班的意思意图宗旨也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一条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文人宜散不宜聚，这几乎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人相轻也许就是千百年来的一个陋习。为什么毛九班大家都互相看重？只要有同学取得了一点成绩，大家都为他高兴。总之，什么事情都是成人之美。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一直在想，但一直没想透。文人历来清高，历来不屑于世俗的很多事情，这也是文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毛院毛九班，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这个班的班集体善于从庸常的、世俗的生活，来团结大家、激励大家。比如说，有人坚持了十年，记录班上的每一件事。再比如全班每个同学的生日，班集体中的每个人都向他表示祝贺。再比如每年的春节，都会有一封慰问信和一个小礼品，再比如，谁家有重大的亲丧，总是会有人去慰问。非常非常平庸。但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些事情，点点滴滴浇灌了大家的友谊，至于那些所谓的清高，大家都放下来了。是不是这些庸常的事情会消磨大家文学创作的那一点高贵的气息呢？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我们的作品要接地气，要和人民大众联系起来，我认为作家就是要注意生活中许许多多的细节，许许多多的人间烟火。这里面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间的一种弥合人心的好办法，你们做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认为凝聚毛九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家放下了所有的那种清高，用一些非常世俗的办法把大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这是我找到的毛九班之所以坚持十年，还能越办越红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一个感觉，这些貌似平庸的做法，并没有消磨作家的清高和高贵。
胡：谢谢您。
胡：友善班长好！刚才梁院长给了我们毛九很高的评价，作为毛九的领头雁，你介绍一下毛九班委会的情况。
刘：谢谢老院长对毛九的评价，毛九班班委会共七名成员：我是班长，常务副班长胡勇平，副班长胡滨，纪律委员陈应时，学习委员王天明，文娱委员袁敏，生活委员徐仲衡。我们这个班子经过十年的精诚合作，在毛九班所有同学心目中，就像是穿越雾霾笼罩的天空时，大家能够看得见的一条新的地平线。激情洋溢，一起做文学梦的日子，就像冲出山林的一群狼，直到如今，仍能听到这群狼在江南的山水间长啸，带着穿越新世纪文学执着者的困惑和迷茫。
毛九精神，是逾越平庸和媚俗的一种精神，班委会成立后，明确工作职责、议事规则和定班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袁敏得知我和胡勇平业余时间有打麻将、打跑胡子的嗜好，毅然定下了毛九第一大纪律：毛九作家间绝对不容许赌钱打牌；鉴于毛九作家中有近一半科处级文化干部，陈应时提议了毛九第二大纪律：毛九作家间绝对不容许钱权交易；鉴于毛九作家中有部分思想活跃的公知，王天明提议了毛九第三大纪律：毛九作家绝对不容许写毁三观的文章。鉴于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文文相轻的陋习，班委会集体制定了毛九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班规：文文相重。令人欣喜的是，毛九毕业十年来，三大纪律，毛九作家个个都做到了。文文相重更是有口皆碑。毛九的议事规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１. 民主集中制；２. 不许骂人；３. 不许在对方的动机上做道德文章；４. 换位思考，想想不同意见背后的道理。
胡：班长总结一下毛九十年以来的创作成绩，也向老院长做个汇报。
刘：在毛院读书以及毕业以后的十年间，毛九的同学不但以文友的名义凝结了深厚而又绚烂的友谊，文文相重，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十年间，共在国家级、省市级纯文学刊物上发表（含转载）文学作品７６１篇，公开出版文学专著４６部，获一百一十多个地市级以上的文学奖项，六人加入中国作协，大部分学员都在各地州市作协、各文学学会任职，编辑主持了几乎所有的诗歌微信公共平台。涌现出了闻名遐迩的毛九“七匹狼”，走向世界文学舞台的双语作家兰心，另外湖南税务系统、政法系统、教育系统、民俗文化界等行业的优秀作家都有毛九作家的闪亮身影。
胡：你介绍一下毛九的活动组织情况。
刘：毛九毕业时，针对班上同学依依不舍的情况，我们六人做了毕业不结束的一个策划，毛九作家每年举办一次大型文学采风活动，时间为三天，具体操作程序为：由各地州市毛九作家提出申办申请，确定时间、地点、主题，毛九班委会审查申办攻略，向毛泽东文学院以及所在地州市作协报备后，按期举行，毛九全体作家无特殊原因必须参加，同时会邀请国内著名作家、名刊编辑、当地作家参与。
小曲好唱口难开，活动经费历来是所有活动组织者头痛的事，我们六人做了活动的沙盘推演和精算，每一次活动的保底经费是１８０００元左右，于是倡议经费实行ＡＡ制，即参会的毛九作家每人２００到３００元，申办的毛九作家每人２０００到５０００元，当时打出的口号是，毛九作家每年掏２００元看望全班同学，愿不愿意？湖南十四个地州市的毛九作家，十四年中，掏一次２０００块钱招待全班同学，愿不愿意？结果得到了所有毛九作家的认可。毛九毕业以后，连续十年无间断地成功举办了岳阳洞庭三江口，郴州临武，常德桃源花岩溪，邵阳崀山－蓝山，娄底新化紫鹊界，怀化芷江，益阳安化云台山，衡阳南岳，湘西凤凰毛九作家年度采风活动，２０２０年长沙毛九作家已经成功取得了十周年采风活动的申办权。
申办毛九年会，成为毛九作家们的一种荣誉，长沙年会正好是十年年会，长沙的胡勇平有一个想法，就是剩下的城市一起联办，十年以后，毛九年会就走出湖南。到班委会征求意见时，我和天明挺支持这个想法，要他去听取各地同学的意见，结果碰了一老鼻子灰，张家界邓道理是这样答复的：联办好呀，那就到张家界来吧，这长沙大家经常去，全班同学十四年才集体来一回张家界；株洲陈科是这样答复的：联办好哇，我们株洲再另外找时间请全班作家吧；永州的陈永祥回答得更绝：胡班长的倡议我们永州怎么好反对呀？永州只不过是大文豪柳宗元写《捕蛇者传》的地方而已。邓道理当天的微信是：为了迎接党诞生１００周年，毛九张家界全体同学一致申办２０２１年毛九年会。谁还敢说毛九七匹狼之一的闷狼邓道理“闷”呀？
毛九年度采风活动极大促进了举办地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极大丰富了毛九作家的创作素材，极大带动了毛院所有班级作家的创作热情，得到了湖南作协领导和毛泽东文学院领导的高度赞赏，由于该活动中穿插有毛九作家班级年会，所以在毛九内部简称“年会”。毛九班委会计划在湖南十四个地州市轮流举办完以后，用五年时间，去孔子的家乡、曹雪芹的家乡、吴承恩的家乡、施耐庵的家乡、罗贯中的家乡，去寻找中华文学的根，再用五年时间走出国门，拜谒歌德、普希金、聂鲁达，拜会当今世界仍然活着的文学巨匠。
做官到年龄了，就得下台，但毛九班委会却是终身制的。为了提高执行力，胡勇平提议成立毛九秘书组，２０１１年夏，我组织毛九部分同学在常德柳叶湖开了个会，选出了王家富、王丽君、胡娟、刘慧为秘书组成员，这就是后来毛九著名的“吉祥四宝”。十年中，我唯一缺席过的一次年会是邵阳崀山－南山年会，因为抗洪救灾走不开，偏偏那一年年会出了一个插曲，林琼联合崀山－南山两个旅游景区共同协办，筹集了二十多万的资金，活动搞得声势浩大，这让后面排队申办年会的同学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会议结束前一晚，班委会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是勇平和天明主持的，胡滨打开免提，让我参会发表意见。也就在那次会上，重申了所有申办年会的同学必须严格按照班委会的年会方针，杜绝走样，杜绝攀比。林琼费尽心力，以班上最小的年龄同学身份，办了最盛大的一届年会，不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而挨了批评，为此和勇平闹了一段时间的别扭。勇平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专门给林琼做了解释和道歉，所有矛盾迎刃而解。
毛九的事，有一条规则：有人负责我服从，没人负责，我负责。班委会组织的云南采风谢师宴我没时间参加，完全是勇平和胡滨张罗的，衡阳南岳年会几乎是徐仲衡一个人操办下来的，勇平和天明协助完成了组织程序，我也没有操心，我们班委会七个人至今都很团结，诗人海南有一句话：“在我消失或者存在的日子里，将继续着醒来的黎明”。我这班长当得很幸福。
链接：作家的才情、胆识与书写的深度
—— 刘友善和他的《田二要田记》
文 / 郭虹（著名学者，大学教授）
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的良心、胆识与才情同样重要，刘友善的长篇小说《田二要田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刘友善，湘籍武陵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务过农，经过商，坐过机关。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一颗敏感的心以及敏锐的洞察力玉成了他的文学上的成就。短短几年时间，工作之余，刘友善都在默默地经营他的文学领地，先后出版了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黄土朝天》和少儿题材的长篇小说《长满水稻的村庄》，２０１３年刘友善又出版了长篇新作《田二要田记》。说《田二要田记》的出版，是2013年湖南文坛的重大收获一点也不夸张。
首先，作家大胆地选取上访这样一个公众高度关注又十分敏感、普通人不敢涉及又十分重大的社会问题为题材，截取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转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作为背景。故事发生在湘西北沅水流域某县的某个村庄，因为县里要招商引资而盲目圈地，致使农民田二失去了他承包的责任田，为了要回赖以生存的稻田，田二先是和以村长麻子远、会计皮兴财为代表的村干部谈判，并提出了合理的赔偿要求，但遭到了村委会的断然拒绝，自此他被逼上了一条从村到乡到县到市到省直到北京的无休无止又徒劳无功的上访之路。其实田二也曾放弃上访，但他开摩的被人暗算，摩托车莫名其妙被没收，拾荒又惨遭打击还进了班房，命运又把他逼上了上访的路途。其题材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是时代主旋律中的不和谐之音从而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其实，上访者正是基于对上一级党和政府领导的充分信任，他们深信上一级政府能帮他们解决他们在基层没有解决的问题，才选择上访；另一方面，上访也表明了百姓权利意识的觉醒，一旦利益被损害，便勇敢地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正是时代的进步。其主题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小说的结局虽然给整个故事抹上了一层略带侥幸意味的亮色，但这并不是田二上访的结果，这一结果表明：解决问题还要从问题的根源着手。小说以极为荒诞的笔触，独辟蹊径地展现了这个世界一个不大为人知晓的侧面，以呼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
其次，《田二要田记》给当代小说人物画廊又增添了几个鲜活的形象。
这部小说没有传统文学理论中的正面人物。主人公田二是作家着意刻画的形象，他从小生长在农村，与他的祖辈一样和田地打交道。改革开放之初，他也曾向往外面的世界，准备离开农村加入南方淘金的行列，但挚爱土地的父亲一个耳光就打消了他的梦想，从此，他就安安心心侍弄着他的责任田，与田里的庄稼一起经历春夏秋冬，季节轮回，成了一个安分守法的地地道道的中年农民。这个朴实的农民像他父辈一样视土地如命根子，因为县里“筑巢引凤”而征地，有些农民因此失去了土地，村里只得将责任田重新分包，田二因对村委会的这种做法心生不满而拒绝与会，因为田二的消极抵抗，他的田被人用摸砣子的方式弄走了，而村会计代他摸到了几亩薄田。若田二是顺从的也就认了，偏偏田二是倔强的，他执意要回自己承包的责任田，他甚至摘掉了象征着村里权力的两块牌子。若是村委会能摆正位置，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以解决农民的问题为宗旨，给田二道个歉，并适当给予补偿，那后面的故事就当另写了。偏偏村长、会计认为村委会是执行县里的指令，怎么做都是理所当然，并不理会田二的诉求。作品开篇就通过田二与村主任麻子远、村会计皮兴财的较量，将田二与村委会的矛盾摆了出来，同时也交代了田二日后上访的缘由。
同时田二身上又有着很鲜明的新时期农民的特征。一方面，他具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当他的权益受到损害时，他能自觉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按《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承包的土地三十年不变，田二正是认准了这一条才据理力争，依法维权。同时他又有很清醒的主人意识，田二有田二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力，用他的话说是“该死的皮会计代我摸的”，“他就是摸到一块好田，我也不见得会干”，“谁也做不了我的主”。在与皮兴财较量时，田二再次强调“不是田差不差，面积少不少的问题”，并且质问皮兴财“你凭什么当我的家？”田二坚信，不经过他的同意调整他的田是没有道理甚至是违法的，因此他放出狠话：“老子讲到哪里都要讲赢你。”基于这样的认识，田二怀揣着对上级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手拿着法律的武器，踏上了一条受尽屈辱、看尽脸色、吃尽苦头、几近疯狂的漫漫上访之路。这一路也牵出了小至乡政府的牛乡长、县信访局副局长马秋平，大至分管农业和接访的副县长朱义声，他们被田二牵扯着、捆绑着，在田二上访的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演了一幕幕极富荒诞色彩、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田二质朴老实而又不乏精明。因为他老实，村干部欺负他，不仅调了他的田，而且还认为田二没有胆子去乡政府，因为这个地道的农民甚至“都不知道乡政府的门朝哪方开的”，可是他们低估了田二。因为他老实，所以屡屡受骗。他先到乡政府，乡里相关负责人首先是踢皮球，后又在麻子远的怂恿之下失信于他。他们认为季节到了，生米成了熟饭，田二就无可奈何了，他们再次低估了田二。眼看季节已到谷雨，田二的田仍希望渺茫，他只得去县信访局了，可是球又给马局长踢了回来，村里当然更不能指望了。至小满时节，田二已跑了八趟乡政府、四趟县信访局。不知是多少次了，田二见要田无望，只得到市里上访，在市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来接他的副县长朱义声，田二满怀希望以为见到了青天老爷，自己的田能要回来了，可是朱义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哄骗他，导致田二几次大闹县政府。
田二又是精明的，他第一次与皮兴财较量，在质问皮兴财之后，田二提到村委会选举投票的事，显然田二是要皮兴财知道，他们家是投了皮兴财的赞成票的，现在皮兴财不仅不感谢，还做他的主调了他的田。田二是想由此打动皮兴财，所以接着他第一次提出了赔偿五千块钱的要求，他甚至拿走了皮兴财新近买的豪华摩托车的钥匙。若是村里按五千块钱的要求补偿了田二，那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但是村里有村里的逻辑：田二一闹就给补偿，那今后会引来更多村民效仿，村里哪有那么多钱来补偿。田二的算盘是精准的，大闹县长办公室之时，再次与牛乡长谈判，田二逼得牛乡长不仅承认自己搞错了，还答应把摩托车归还给田二。田二也答应了牛乡长提出的“不再闹”的请求，但他又不失时机地再一次提出了补偿条件，他说：“我可以不闹，补偿嘛，不出村解决我的事，赔礼道歉，补偿五千块钱。出了村，到了乡里，把田退给我，补偿五千块钱。出了乡，到了县里，田退回，补偿一万块钱。出了县，到了市里，补偿三万块钱，出了市里到了省，补偿五万块钱。我已经去省里几次了，没有十万块钱，我死也不会答应。再说摩托车弄得稀巴烂了。”田二并非信口开河，他在心里是算了一笔账的，季节流逝，田地荒芜，上访所耗费的时间、金钱等等，弄得牛乡长之流哑口无言、无计可施。由此，田二的精明可见一斑。
田二硬气又有点无赖。不是他的你给他他也不要，田二有他的原则。在北京，牛乡长对他说：“只要你回去，我自己出钱给你”。田二清楚地回答他：“你出得起，我也不要。”而且看到别的上访者向人索要钱财，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人”。但他又有点无赖，他闹访、缠访。大闹县政府时，副县长朱义声为了暂时的安定，自己给了田二一千元钱。田二得了这么一笔钱，觉得钱来得太容易。“他想，做点出格的行动，还能搞点钱，划算！”田二大闹县政府，并待在县长办公室不肯走，非要见到县长。牛乡长提醒他：这儿“是全县人民的政府，全县人民的办公室，你懂吗？”田二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全县人民的政府，我也是县里的人民，我不能来吗？”这就是作为农民的田二的逻辑，这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弄得牛乡长啼笑皆非，只得愤恨地骂田二“简直就是个泼皮”。
田二老实而又狡黠。他在一次次被耍后学会了耍人，在包保一层层加级之后，他还能巧妙地避开包保人员带上父母进了京城，看到牛乡长、马局长和朱县长被耍得团团转，他甚至感到了耍人的乐趣。田二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农民意识的现代农民形象，这一形象也寄寓了作家对农民的态度和对土地的深情。
小说中作家着意刻画的另一人物是副县长朱义声。在这个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有着作家的影子，刘友善曾做过副县长，分管的就是农业，而县里上访多为农民，自然他也就要管着这一块了。小说中作家曾借朱义声、马秋平、牛乡长之口写出了这一工作的艰难：“现在上访成了下面最头痛、最麻烦、最费时耗力、最有压力的一件事了。一个上访户，一旦到了省里、北京，大批干部将跟着上省赴京，玩猫捉老鼠和小孩子捉迷藏的游戏，就像豆腐掉进灰里，打也打不得，拍也拍不得，包保的人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往往上访的还没行动，通知接访的电话就到了。”这一经历使作家在塑造朱义声这个人物时显得得心应手。朱义声虽然贵为副县长，但是他同样生活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环境的夹缝中。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甚至活得还不如田二。起码田二遇到不公可以上访，而他则不能，他只能屈从，因为他有所顾忌。
与田二一样，朱义声也是农民的孩子，他们出生在同一时代，但他要比田二幸运得多，大学毕业他就进了县衙，从底层“扫地抹桌打开水送文件的办事员”一步步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做到了副县长，长期的机关生活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性格。一方面他还有着农民的善良与真诚，并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同情田二的遭遇，真心地想给田二解决问题。当他听到田二说上访“并不是为几个钱”，“只想插几亩田养家糊口”时，他内心深处被“触动”了，甚至“开始自责起来”，他责问自己：“作为农民的儿子不善待农民，那还有谁会善待农民呢？”他也曾被田二一家乞丐般的样子所震撼而两眼湿润。但长期的机关生活又使他为人虚假，在市里，朱义声与田二第一次见面，他虽然与田二点头打招呼，但细心的田二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对自己的“厌倦和不屑”。去省里接访田二，在“省政府门口，朱义声一见田二，明显一脸不悦，但立马换了笑脸”，并挥手同田二打招呼，还勾肩搭背与田二套近乎。朱义声的这一连串亲热动作并非发自内心，而是职业、职责使然，其虚伪由此可见。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朱义声对分管的工作可谓恪尽职守，为了执行上级维稳的政策，达到上级零上访、不给市委市政府添乱的要求，他几乎是全身心投入到接访、拦访、截访、包保和息访等工作中，当他被卷进田二上访之路之后，就几乎没过一天安静日子，田二的闹访、缠访弄得他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但是在对待田二的问题上，他又表现出敷衍应付的态度。作家安排他与田二的第一次见面是他奉命去市里接上访的田二，为了骗田二回家，他随口许诺要田二第二天去县政府找他，他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把田二哄回家。等较真的田二应约找来，他才知道遇到了一个不好对付的上访户。但即使这时他也不曾认真考虑过如何解决田二的问题，而是暗示下属再次许诺田二过几天专门在办公室接待他。当他无法回避田二之时，他又打出人情牌，许诺去田二家里看看，弄得朴实的田二感动万分。他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哄骗田二，以致田二由满怀希望到失望再跌入彻底绝望，对他也是由充分信任到怀疑到彻底不相信。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并间接地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即如朱义声一般的政府官员应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切切实实地为群众服务，发现矛盾，及时化解，方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朱义声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仅看到了这个时代的伟大，还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疯狂和荒唐。在他身上，不乏正义感，他不满现实，对县里所谓“筑巢引凤”持怀疑态度，他不赞同县里解决上访问题的方法，因为田二闹访给县委书记骂了一顿，他还敢于和县委书记争辩。得知杨站长喂田二吃屎，他怒不可遏，听说因为田二闹访要被拘留，又及时阻止。他对现实不满又无能为力且无处诉说，因此，常常生出茫茫人海中的孤绝感。但他又胆小怕事，他甚至“晚上怕走夜路，开会怕说真话”。因为他胆小怕事就缺乏担当，田二爬电视塔之后，他担心田二去北京，便提出补偿给田二一笔钱，但是当牛乡长要他批示一下时，他却不敢担担子，百般推诿。他虽不满现实，但又常常安慰自己“不求有功，但求无愧于心”。作家通过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描写和人物语言、行动、心理的刻画，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政府官员形象。
小说在凸显主要人物的立体形象之时，顺带展现了村长麻子远、村会计皮兴财、乡经管站杨站长、县信访局马局长等次要人物的不同的个性侧面。就连一直在背后的专横跋扈的县委书记、应景式接访的市有关领导等等，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作品有了一种纵深感。这一系列人物群像构成了田二生活的具体环境，使田二的上访之路矛盾重重、荒诞不经。
语言的原生态是小说的另一大亮点。首先是大量沅水流域的成语、俗语、歇后语的运用，赋予小说的语言鲜明的湘西北地域特色，这些语言既保留了地方口语中富有生命力的成分，又吸收了具有时代感的语汇，增强了人物的个性色彩，还富有浓郁的乡土韵味。其次是小说的叙事极具风格，小说开篇并无惊人之语，但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却暗示了田二与村委会矛盾的严重性，并交代了田二上访的原因——有这样处理问题的村委会，才会有田二，才会有农民上访。作家不厌其烦地描写田二的上访、闹访、缠访和基层干部的接访、拦访、截访、包保的过程，在看似拖沓的叙事中，再现了田二上访之路的艰辛和屈辱，表现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深情以及基层“小吏”在夹缝中生活的尴尬和无奈，深刻揭示了二十一世纪初社会生活的矛盾侧面，尖锐地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并探讨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显示了作家对题材处理、主题提炼的一份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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